摘 要：今注本《宋書》的校注，是朱紹侯先生學術生涯最後二十多年花費心力甚多、至為牽掛的學術事業。史家注史是《今注本二十四史》的重要原則和鮮明特色。今注本《宋書》以人名、地名、職官、典故、製度等作為注釋重點，強調從史學工作者的角度展開校勘和注釋，注重版本的改誤糾謬，史實的正義疏通，史料的補充增益。今注本《宋書》是一部填補學術空白的、具有開創性的正史文獻整理作品，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注釋最為全麵的一部《宋書》。廣博厚實的學術功力，豐富的項目組織管理經驗，是朱先生勝任主編一職並完成《宋書》校注的兩個重要因素。朱先生是“史家注史”原則的倡導者和踐行者，始終支持《今注本二十四史》的各項工作，為《今注本二十四史》編纂出版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關鍵詞：朱紹侯;今注本二十四史;史家注史
朱紹侯先生是當代中國著名曆史學家。他從事研究工作七十年，出版各類著作十餘部，發表論文兩百餘篇，學術生涯之漫長，研究成果之宏富，罕見其匹。用“著作等身”“澤被學林”這兩個詞聯袂形容其成就之巨大與影響之廣遠，稱得上是實至名歸。他的係列專著如《秦漢土地製度與階級關係》、《魏晉南北朝土地製度與階級關係》、《軍功爵製研究》及其增訂版等，都是相關研究領域的扛鼎之作，已為學界所熟知。他主編的十院校本《中國古代史》是國內影響最大的古代史教材之一。然而鮮有人知道，朱先生學術生涯最後二十多年花費心力甚多、至為牽掛的學術事業，乃是主持校注《今注本二十四史·宋書》。2020年7月，煌煌15冊、總字數將近400萬字的今注本《宋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正式出版，朱先生動情地說：“現在今注完成了，我再沒有什麽牽掛了。”這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後一部著作。兩年之後的2022年7月23日，朱先生溘然長逝。2022年10月21日《中國社會科學報》第5版“絕學回響”欄目刊登了朱先生撰寫的《談談今注本〈宋書〉》,那是他一生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可以說，朱先生學術生涯的晚年時刻心係《今注本二十四史》,今注本《宋書》是他學術成就的重要組成部分。惟因其晚出，學界對今注本《宋書》的價值及朱先生主持此書情形的了解較為有限。筆者在參與《今注本二十四史》編纂事務的過程中，曾有幸聆聽朱先生教誨；近來整理編委會存藏檔案，發現十餘封珍貴信件，尤感今注本《宋書》成書過程之艱巨煩難與朱先生傾注心力之曠日持久。故筆者不揣譾陋，恭疏短引，向為《今注本二十四史》特別是今注本《宋書》做出巨大貢獻的朱先生致敬，並為學界全麵總結朱先生的道德文章提供一些新材料和新線索。
《今注本二十四史》是國家“十一五”“十四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旨在通過校勘和注釋，創造出一整套能夠代表當代學術水準、能夠為史學研究者及普通讀者提供助益的二十四史標準版本。項目規模龐大，卷帙浩繁，全書預計1.4億字、600餘本，海內外50多所高校、科研機構的300多名史學工作者參與其事，被譽為“文化界的三峽工程”。1994年10月8日，《今注本二十四史》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隆重的開筆典禮，由著名曆史學家張政烺先生擔任項目總編纂。編委會隨即著手為二十四部正史和各史單列誌書遴選主編。千軍易得，一將難求。主編承擔著選定底本、製訂編纂細則、組建項目團隊、督促工作進度、審定全稿、撰寫前言等任務，既要有厚實的學術根基、較大的學術影響，還要有較強的學術組織能力。人選是否適配，直接關係到項目最終成果的走向與命運。經過多方考察，編委會有意聘請朱紹侯先生為今注本《宋書》主編，時在1995年初。朱先生也認識到《今注本二十四史》之體大事重，因此，當時任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會長的朱大渭先生受編委會之托打電話邀約時，朱先生慨允而言：“這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浩大文化工程，我若能參與其間，與袞袞諸君一起共襄盛舉，實在是萬分榮幸之事。”
1.廣博厚實的學術功力
朱先生治學領域寬廣，關注時段悠長，特別重視結合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來考訂古代名物製度，學養深厚，勢大力沉，這正是今注工作非常需要的。
就時間維度而言，《宋書》反映的是劉宋一朝的曆史，但是往往溢出宋域而上探魏晉，其中所涉大量典故，又多出自兩周秦漢，這就需要注釋者和審讀者具有較長時段的曆史眼光和史學積累。朱紹侯先生治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重視曆史研究的溯源性、過程性考察，如李振宏先生所言，“縱觀朱紹侯的大量實證性研究，會發現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即無論大小問題，他都很重視溯源性研究，且把研究對象作為一個發展的過程去研究；並認為，正是這種溯源性和過程性的考察，才便於弄清曆史事物的來龍去脈和發展規律，達到對曆史事物本質性的認識”。朱先生主治秦漢魏晉南北朝史，上溯及西周，下延至唐宋，這一特點，有助於更好地解決今注中大量典章製度及典故的注釋問題。
就專業維度而言，《宋書》注釋以人名、地名、職官製度為主，需要注釋者具有寬展多樣的研究領域。朱先生善於從人物角度展開曆史研究，“上起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南朝時期，既有對帝王將相的宏觀研究，又有對文化名人的專題探討，學術視野廣闊，切入角度獨特”。他研究過的曆史人物，略舉其要，先秦如葉公沈諸梁、呂不韋;秦漢如李斯,漢元帝與漢成帝、許慎;魏晉南北朝有曹操、竹林七賢、苻堅、劉裕;等等。此外，朱先生曾主編《昏君傳》、《中外曆史名人傳略(中國古代史部分)》、《中原文化大典》之《人物典·人物傳》,晚年還籌謀編著一部《魏晉南北朝傑出人物傳》。朱先生在學術研究過程中長期專注於曆史人物的研究與評價，可以說是具備了做好今注本《宋書》校注工作的第一把鑰匙。
朱先生對曆史地理，特別是名人地望同樣特別關注。如舜帝故裏到底在哪裏，他考辨認為，古文獻中關於舜帝故裏的幾個地名如姚墟(姚丘)、負夏、曆山、河濱、雷澤，均在今河南濮陽縣境域之內，酈道元《水經注》誤將衛邑的負夏(瑕丘邑)與魯邑的負瑕(瑕丘縣)混為一談，遺誤後世。其《滎陽鄭氏縣籍開封》一文,則根據《漢書》《後漢書》《三國誌》《晉書》《宋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等正史有關列傳，並借助1984年發現的北魏延昌四年(515年)、太昌元年(532年)雙麵刻字墓誌磚等考古資料，敘述了滎陽開封鄭氏從漢至隋六百年間的興旺發達史，證明了滎陽鄭氏縣籍在開封，且祖墳也在開封。他的諸多關於姓氏文化的研究成果，如《張姓祖根在濮陽》、《賴國地望與賴姓起源》、《劉累、魯山與劉姓的祖源》、《蔡邕故裏探源》、《柳姓始祖柳下惠》,都與地望密切相關。朱先生關注地理與地名的研究，是做好今注本《宋書》校注工作的第二把鑰匙。
此外，朱先生長於製度史研究，這是做好今注本《宋書》校注的另外一把鑰匙。《秦漢土地製度與階級關係》《魏晉南北朝土地製度與階級關係》兩部踵續之作，集中體現出他在土地製度、戶籍製度、階級關係與社會結構等方麵的獨到研究。《軍功爵製試探》《軍功爵製研究》《軍功爵製考論》《軍功爵製研究(增訂版)》四部層累推進之作，則對戰國秦漢時期的軍功爵製作了全麵而係統的研究，並兼涉其他職官製度研究。他主編的《中國古代治安史》,從古代政治製度、軍事製度、司法製度、監察製度以及其他相關製度中，分離組合成一個中國古代治安製度，涉及到法律、訴訟、審判、監獄管理、軍事編製、政府機構、官製等諸多問題。朱先生謙遜地表示“隻是點到而已，不能展開論述”,但不可否認的是，由此形成的製度史方麵的知識儲備和學術積累，同樣為校注今注本《宋書》提供了有利條件。
2.豐富的項目組織管理經驗
朱先生曾擔任過河南大學曆史係主任、河南大學出版社總編輯、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常務理事、河南省曆史學會會長等職務，主持過不少集體編纂項目，如《昏君傳》《中國古代治安史》等，特別是主編了《中國古代史》這部享譽全國的教材，項目組織管理經驗相當豐富。這些經曆和經驗使他在主持今注本《宋書》過程中，始終穩紮穩打，從容處變。
朱先生接受今注本《宋書》主編一職後，立即著手物色專家，組建校注團隊。他物色團隊成員的標準是：注釋“本紀”“列傳”者，必須是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學有專長的人；注釋“誌”者，必須是對所涉典誌有專門研究者。經過多方聯係考察，終於找到八位擁有博士、碩士學位和教授職稱的專家，其年齡除一人年過70外，其餘都是四五十歲的中年人。專業、學識、年齡結構均屬合理，而且其中四人是他的學生。這個高素質團隊的建立，對後來高質量完成《宋書》校注任務，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足以證明朱先生善於謀篇布局，且慧眼識人。
朱先生在底本選擇方麵，也顯示出獨到的經驗。他沒有采用編委會比較傾向的百衲本《宋書》,而是選擇了中華書局點校本作為工作底本，理由是中華本對三朝本、監本、毛本、殿本、局本、百衲本等眾多版本進行了認真細致的互校，又通校了《南史》《建康實錄》《冊府元龜》《資治通鑒》《資治通鑒考異》《通典》等，充分吸收了前人校勘成果，“可以說中華本《宋書》集其他各種版本《宋書》的大成，而且作出了簡明的校勘記，並加以標點，給攻讀《宋書》的人以前所未有的方便”。
與此同時，朱先生在編委會提供的《今注本二十四史編纂總則》基礎上，製定了《今注本〈宋書〉編纂細則》,作為校注工作的綱紀。在動手注釋之前，他組織團隊成員認真閱讀《總則》和《細則》,明確要領，吃透精神，力求使成於眾手的校注成果盡可能整齊，減輕將來統稿時的麻煩。在此基礎上，朱先生首先寫出一篇今注本《宋書》樣稿，提交編委會審定；又要求每位成員也寫一篇樣稿，交主編審閱。編委會審定意見返回之後，大家比照自己的校稿，進一步統一了認識，隨即按照分工，展開校注工作。
作為主編的朱先生帶隊有方，三軍用命，今注本《宋書》校勘、注釋進展順利。2007年12月，王大良先生承擔的校注任務修改完畢，朱先生審核一遍之後，於12日寄給編委會審查，並在信中說：“到此為止，今注《宋書》的‘本紀’和‘列傳’已全部交齊。我建議編委會和出版社，對已完成的書稿可先行發排，並作編輯和校對工作，等《禮誌》完稿後，很快可以出書了。”這樣的速度和成效，與主編朱先生傑出的項目組織能力有直接關係。
現在回過頭來看，朱紹侯先生確實是今注本《宋書》主編的不二人選。恪盡職守的敬業精神和篤誠豁達的人格魅力，廣博厚實的學術功力，豐富的項目組織管理經驗，都是他勝任主編一職的因素。
南朝四國，以劉宋最為強盛。南朝四書，又以《宋書》價值最高。言其價值最高，至少體現在兩個方麵：其一，從規模上講，《宋書》部頭最大，卷次最多，內容最為豐富。中華書局點校本南朝四書總共16冊，《宋書》即有8冊，占到一半。今注本南朝四書總共34冊，《宋書》15冊，接近一半。其二，從體例上講，南朝四書裏隻有《宋書》和《南齊書》有誌，《梁書 》《陳書》及《南史》皆有紀傳而無誌；《南齊書》8誌僅11卷，遠遜於《宋書》8誌30卷的規模。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書誌》中所謂“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為繁富”,即強調《宋書》的重要性。朱紹侯先生認為《宋書》在南朝四書中屬於上乘之作，“雖不能與《史記》《漢書》相提並論，但相比《後漢書》《三國誌》並不遜色”。通過今人的校勘和注釋，讓更多人讀懂這部南朝第一史書，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關於今注本《宋書》的學術價值，朱紹侯先生在與龔留柱先生合撰的《〈今注本二十四史·宋書〉的學術價值》一文中已有詳細闡述。在筆者看來，今注本的開創性、權威性以及“前言”中反映出的朱紹侯先生的史學觀念，同樣值得關注。
1.全麵注釋《宋書》的開創性
沈約《宋書》成書以來，校勘者有之，如中華書局點校本；補誌表者有之，如清人萬斯同《宋諸王世表》,郝懿行《補宋書食貨誌》;考訂者有之，如孫虨《宋書考論》;白話譯者亦有之，如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宋書》,但一直沒有通篇注釋之作。今注本《宋書》從治史者角度出發，把書中出現的人名、地名、職官、典故以及所有涉及到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及社會生活中的有關製度、習俗及疑難字句，全部予以注釋；再加上糾謬勘誤，即把書中存在的失誤之處全部以注釋的形式訂正過來，以期實現釋疑解惑、疏通史實的目的。如朱紹侯先生所言，通過校注，“讓對《宋書》有興趣的當代人，在閱讀了今注後，可以比較準確地理解《宋書》的內容，把握劉宋王朝的時代大勢和關鍵所在”。從這個角度講，今注本《宋書》是一部填補學術空白的、具有開創性的正史文獻整理著作。
今注本《宋書》的開創性，得到了學者的認同。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長、中國秦漢史研究會會長卜憲群研究員在2020年10月15日《今注本二十四史·宋書》出版座談會上就說：“《宋書》是二十四部正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雖然劉宋時間並不是很長，但是這部書是非常重要的。由於過去沒有做過注釋，對於絕大多數的普通讀者來說，閱讀起來並不容易。現在重新校勘，並由史學專家對人名、地名、職官、典故等加以專業的注釋，我想這無論對於普通讀者，還是對於專業研究者來說，都是一件好事。從這個角度來說，《今注本二十四史·宋書》是一部創新性的學術作品，具有首創之功，非常值得肯定。”他還說：“我本人碩士階段從事魏晉南北朝史的學習，但是那時候香蕉视频免费沒有這樣好的條件。如果那時候有這樣一本今注本《宋書》,讀書就會方便得多，也會對香蕉视频免费的成長更加有利。”
對於今注本《宋書》的開創性，朱先生本人並不諱言，但是他仍然非常謙遜地表示，今注本《宋書》的開創，是在中華書局標點校勘本基礎上的開創。
2.史家注釋《宋書》的權威性
所謂史家注史，強調校注者從史家的角度出發，在校勘和注釋過程中注意版本的改誤糾謬，史實的正義疏通，史料的補充增益，而不是像傳統文獻家注釋古文那樣更多地關注字形、音義、音韻演變。今注本《宋書》把注釋重點放在人名、地名、職官、典故、製度等方麵，具有鮮明的史家注史特色。香蕉视频免费在此說今注本《宋書》在注釋方麵的權威性，並非說它所有的注釋都是準確無誤的，代表權威或主流觀點，隻是說從整體上來看，它是目前所能見到的關於《宋書》最好的注釋本。在2020年10月15日《今注本二十四史·宋書》出版座談會上，河南大學李振宏教授就說，今注本《宋書》主編朱先生學術態度嚴謹，校注團隊人員齊整，基礎雄厚，基於對主編團隊的信任，這套書應該是當代文獻整理點校注疏類《宋書》中最可信賴的讀本，將來應該在學術界大力宣傳推廣。卜憲群研究員也指出，今注本《宋書》作者團隊當中的各位先生，比如龔留柱、程有為、胡阿祥、陳長琦、陳久金等，都是在各自研究領域中卓有建樹的史學名家。由朱先生領銜掛帥，由多位史學名家合力鼎成的這部皇皇巨著，是經得起時間考驗、讀者考驗，經得起曆史考驗的藏之名山之作。
對於今注本《宋書》的質量評判，朱先生一如既往地謙虛審慎。他說，“香蕉视频免费不敢認為這是最好的注釋本《宋書》。香蕉视频免费知道挑剔別人的錯誤容易，而自己不出錯誤實難。以香蕉视频免费的淺陋學識，從事這樣一種難度較大的開創性工作，又因香蕉视频免费是多人共注一部書，盡管有主編統一把關，其失誤之處，甚至互相矛盾之處，在所難免”。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今注本二十四史首批出版上市的七史之一，今注本《宋書》出版當年即獲評“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2020年度重大成果”。這個獎項可以視作對其質量和價值的肯定。
3.“前言”中的史學觀念
按照《今注本二十四史編纂總則》規定，今注各史皆設具有導讀性質的“前言”。朱紹侯先生撰寫的今注本《宋書》“前言”,開篇先介紹劉宋一朝的大勢，接著從“《宋書》作者沈約的身世”“《宋書》成書曆程”“對《宋書》的簡介和評價”“今注《宋書》的工作”等四個方麵續次展開，既是全書導序，又是目前所見關於《宋書》較為全麵、至為深刻的研究作品之一。與此同時，它還因反映朱紹侯先生的史學觀念而閃耀著思想的火花。
朱先生治學注重實證研究，而實證研究的基礎和前提，就是盡可能占有更多的史料；隻有占有更多的不同類型的史料，才能從不同的維度解讀曆史，從而得到更為科學的研究結果。朱先生對史料的重視，在今注本《宋書》“前言”中亦有體現。《宋書》的作者沈約是一位才華橫溢、造詣高深的文史學家，以“該悉舊章，博物洽聞”著稱。他在《宋書》中收錄了大量當時名家的奏議、書劄和詩文，如鄭鮮之、徐羨之的奏議，顏延之、謝靈運的詩賦，劉勔、王微之的書劄，還收錄了一些朝廷決策的會議記錄，如討論符伍製度和鑄錢政策等會議上各方的不同意見；甚至還收錄了南北使臣之間的言辭交鋒，如劉宋張暢與北魏李孝伯的外交對話；等等。後世有人因此譏諷沈約及其《宋書》失於繁雜。朱先生卻認為，南朝劉宋六七十年的曆史資料，主要依靠沈約編撰的《宋書》得以保存至今，沈書之不厭其繁，反而體現了其善於保存史料的優長之處。正由於此，後人才可以從中直觀地了解當時政治、經濟、文化諸多方麵既真實又詳盡的細節，才使得後人對於社會曆史的全麵研究和把握有可靠的抓手。
有學者指出，朱紹侯先生“是實證史學研究中實踐唯物史觀原理和馬克思主義曆史主義方法論的典範”。朱先生的這個治學特點，在今注本《宋書》中也有體現。《宋書》中設有《索虜傳》,記錄了與劉宋對壘的北魏政權的曆史。現代學者對傳名“索虜”多有非議，認為這是沈約大漢族主義的體現。朱先生指出，“其實當時北方人稱南人為‘島夷’,南方人稱北人為‘索虜’,這種雙方間的互相蔑稱，的確反映出一種狹隘的敵愾情緒。但在當時如不這樣稱呼，就涉及對敵國的政治態度問題，所以隻要是南朝人寫《宋書》,北朝人寫《魏書》,都避免不了‘索虜’‘島夷’這類蔑稱。對此應有曆史主義的認識，既批判其狹隘性，又承認其不可避免性。”這個表述，與他在《如何認識和處理中國曆史上的民族和民族關係問題》等論著中的史學觀念是一脈相承的。
作為《今注本二十四史》編纂委員會的資深委員，朱紹侯先生帶領他的團隊，高質量地完成了今注本《宋書》的校注工作並將之率先出版，為今注本後續諸史的編纂出版起到了引領作用。然而朱先生對《今注本二十四史》項目的貢獻遠遠不止於此。他是“史家注史”原則的倡導者和踐行者，始終支持《今注本二十四史》各項工作，並與編委會齊心協力，共克時艱。
1.“史家注史”原則的倡導者和踐行者
“史家注史”是《今注本二十四史》編纂工作的基本原則之一，也是其有別於其他史注著作的重要標誌。實際上，最初的《編纂總則》並沒有對此做出明確規定，直到1998年6月《今注本二十四史》第三次編纂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史家注史”才得到普遍認可，並成為今注本的一個基本原則。圍繞此次會議形成的《〈今注本二十四史〉編纂工作會議意見綜述》,刊登在同年7月7日編印的第11期《工作通訊》中，其中指出，“史家注史是《今注本二十四史》編纂工作的一個基本原則，是本書有別於其他史注著作的重要標誌。各史(誌)主編在編纂過程中，必須完整貫徹這一原則。史家注史的重點在於注者應運用史學工作者特有的專業知識辨正史實、糾繆正誤”。作為一名編纂經驗豐富的曆史學家，朱紹侯先生是最早倡導“史家注史”的主編之一。就在那次會議上，他同與會同行們認真交流了貫徹“史家注史”原則的經驗和體會，從此成為“史家注史”原則的忠實踐行者。
朱先生在主持《宋書》校注的過程中，始終注意貫徹“史家注史”的原則。他認為，《編纂總則》對“史家注史”的解釋和界定十分重要，“明確了史家注史的範圍和要點，但這畢竟還是原則性的解說，如何貫徹、落實‘史家注史’的原則，還要由注釋者在具體工作中才能體現出來”。隨著校注工作的逐漸展開，朱先生對“史家注史”的認識也越來越深刻。他發現，官名、地名、人名固然是“史家注史”的標準範圍，但是僅僅對這“三把鑰匙”進行注釋，往往還不能達到“疏通史實”“辨正史實”的目的。為達此目的，在必要的時候就得從注字、注詞升級到注句。因此，今注本《宋書》特別注意注句的重要性，注句成為該書的一個鮮明特色。這是朱先生對“史家注史”的一個突出貢獻。
《今注本二十四史》各史主編學識不一，對“史家注史”的理解也不盡一致。朱先生經常在會議討論時或者審稿意見中，提醒編委會和相關作者重視“史家注史”原則。從已經出版的今注本18部史書來看，“史家注史”原則得到了較好的貫徹，並且成為今注本明顯區別於其他整理本的一個特色。這與朱先生對這一原則的恪守、推動，是分不開的。
2.編委會各項工作堅定的支持者
朱紹侯先生在1995年加入《今注本二十四史》編委會時，年屆古稀，但他始終以飽滿的熱情和積極的態度參與編委會的各項工作。1995年6月17日，他出席在廣東佛山召開的“今注本二十四史國際學術討論會”,並參與《今注本二十四史編纂總則(草案)》的討論。1998年6月18—21日，他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今注本二十四史》第三次編纂工作會議，介紹今注本《宋書》的工作進度，並與其他各史主編就校注過程中遇到的疑難問題進行討論。由於過度勞累，朱先生在會上突發心髒病，經過緊急搶救才轉危為安。2000年4月15—17日，《今注本二十四史》編審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朱先生與《史記》《金史》《晉書》《梁書》《新(舊)五代史》《三國誌》等進展情況良好的各史主編及特約專家北京師範大學何茲全先生、北京大學祝總斌先生等出席，參與討論製定《今注本二十四史審稿細則》。2006年11月底，朱先生攜夫人親往成都，出席《今注本二十四史》第四次主編會議。
《今注本二十四史》內容煩雜，頭緒繁多，加之持續時間過長，編纂總則中規定的一些內容，數次搖擺變動。比如如何處理正文和注文中的異體字，就出現過“前令後改”的情形。《宋書》校注者不得不在原稿上反複修改，朱先生同樣苦不堪言。他在2007年3月1日致編委會的信中說：“改來改去，使印頁版麵五花八門，混亂不堪，已經無處下筆。”但他同時又補充道：“我這樣說，並不是反對領導的決定。凡是領導決定的事，我會遵照執行。但我有個建議，除了作者按規定改正字體外，將來出版社校對時，應專有一稿改正字體和標點符號，因為這畢竟是技術性問題，作者的精力主要應放在注釋方麵，把精力放在技術性問題上，會影響注釋的質量和水平。”朱先生總是以超乎常人的耐心和定力，著眼於解決問題，而不是消極抱怨。
朱先生多次參與今注本審稿，總是盡心盡力完成任務。2006年10月，編委會聘請他為評審專家，對已經成稿的今注本《三國誌》和今注本《梁書》進行評審。他在給今注本《三國誌》的評審意見中寫道：“從我已閱讀過的六卷今注本《三國誌》來看，執筆人已充分吸收了前人對《三國誌》注釋和對三國史研究的已有成果，對《三國誌》進行了全新的注釋，其水平從質和量兩方麵都超過了中華書局校勘本《三國誌》,同時從某種程度講也超過了盧弼的《三國誌集釋》。當然在今注本《三國誌》的注釋中也有少許應注未注和注文有可商榷之處，但所占比例極少，而且也是所有注釋者難以避免的問題。”關於今注本《梁書》,他說：“前人對《梁書》的注釋成果不多，可供參考的梁史研究論著也較少，這就給‘今注’造成一定的困難。盡管如此，據我已閱讀過的今注本《梁書》八篇注釋文，其水平已超過了中華書局校勘本《梁書》。今注本《梁書》注文精煉，對原文校勘正確，對典章製度、曆史事件注釋得比較清楚。但也有少許應注未注之處，希望有所補充，以期臻於完善。”從兩份評審意見書可以看得出來，對於書稿的優點和作者的努力，朱先生向來都是不吝表揚和鼓勵的，體現出金針度人的“菩薩心腸”。但是朱先生並不是那種不講原則的“老好人”,每次審稿，他都是專家們中最細致、最認真的那一位，附在評審意見表後麵的審讀記錄單，動輒十幾頁，往往是最長的一份。
朱先生對《今注本二十四史工作通訊》非常重視。《工作通訊》是《今注本二十四史》編委會主辦的內部交流性質的專刊，承載著傳達指示、報道進展、發布編纂文件、交流編纂經驗等功能。每次向朱先生請稿，他總是有求必應。2007年上半年，編委會向進展情況較好的幾史主編約稿，希望他們能總結一下本史工作經驗，對其他各史有所激勵、啟發，結果隻有朱先生如期交稿，這就是刊發在《工作通訊》第32期上的《今注本〈宋書〉工作回顧》。這篇文章從“注釋前的準備工作”“如何落實‘史家注史’和‘史家校史’的問題”“對中華本校勘記的處理問題”“幾點教訓”等四個方麵，對今注本《宋書》實施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做了精到的總結，對後進各史具有非常好的啟發意義。後來才知道，當初朱先生並不情願供稿。他在當年8月13日致執行總編纂賴長揚先生的信裏說：“前兩個月《今注本二十四史》編委會有位青年人給我打電話，讓我寫一份今注本《宋書》的工作總結。我知道這個總結很難寫，因事隔十年，有些事情已經淡忘，而且各個史書情況不同，香蕉视频免费的做法不一定適合其他史書，所以我不想寫。但那位青年一再解釋，讓我寫，我就答應了。這就是我寫《回顧》的緣由。現寄上，請指正。你認為有點價值就發表，認為沒有什麽意義，就不發表。我的意見是最好不發表，以免有所誤導。”朱先生信中所說的那個“青年人”,名叫趙凱。那時想法簡單，完全沒有想到約稿會給朱先生帶來這麽大的困擾。更令人感動的是，即便是心中不情願，即便是麵對一個執拗近乎失禮的青年人，朱先生還是不忍回絕，撥冗撰稿。朱先生就是以這樣的善良和溫厚，融化自己，成全他人。
每一期的《工作通訊》,朱先生都會細讀。《通訊》第35期(2008年10月12日)刊載了陳久金、蘇木先生合著的《今注本〈宋書〉卷十一〈律曆上〉節選》,意在展示今注本諸誌圖文輔成的特點。一個月之後，編委會收到朱先生的來信，說《律曆上》節選寫得很好，可謂圖文並茂，很有水平。他同時指出其中的一處錯誤，即注文說 “虎紋石磬”是大理石製作的，“這是不對的，大理石不能作磬，因為它敲不出聲音，隻有磬石才能作石磬，磬石產於安徽靈璧”。朱先生做人做事做學問，向來一絲不苟。2007年12月編印的《工作通訊》第33期刊發了《今注本〈宋書〉卷七十四〈臧質傳〉節選》,作為今注本範文提供給各史團隊參閱。《通訊》發出不久，朱先生將該文重新審核一遍，發現有一處補注和三處失誤，趕緊改過來，將新稿寄給編委會。
朱先生對《今注本二十四史》的支持，還體現在今注團隊建設和人才培養方麵。他的學生陳長琦先生(華南師範大學)、程有為先生(河南省社會科學院)、龔留柱先生(河南大學)、王大良先生(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都是今注本《宋書》團隊核心成員，分別承擔了18卷、11卷、12卷、12卷，加上朱先生本人負責的19卷，師徒五人總共承擔了72卷，幾乎占到總卷數的四分之三。陳長琦先生還是今注本《北齊書》和《周書》的主編。陳長琦先生的學生周群(中國曆史研究院)是今注本《南史》主編之一，另一個學生李正君(安慶師範大學)則是今注本《南史》團隊核心成員。師徒三代共襄今注事業，薪火相承，令人感佩。
3.與《今注本二十四史》共克時艱
《今注本二十四史》體大事重，校注隊伍龐大，工作內容繁複，又時或為經費拮據所困。作為業務領導部門的編委會，特別是兩位執行總編纂賴長揚先生和孫曉先生，承受壓力之大，可想而知。朱紹侯先生向來以大局為重，不計個人得失。他說，“凡是編委會決定的事，香蕉视频免费一定遵照執行”(2007年3月11日致賴長揚信)。
2006年成都會議是《今注本二十四史》編纂史上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會議。那次會議之後，各史項目組迅速投入到校注工作中。但是由於後續經費不濟，校注、出版工作均受到影響，無論是各史項目組、編委會還是出版社，都備受煎熬。今注本《宋書》初稿完成之後，曆經兩次修訂，遲遲未能出版。作為全書主編的朱先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2011年年初，出版社再次將書稿退回，並且要求作者重新校訂。退返的理由很簡單：抽查部分仍然存在校注未安之處。這已經是今注本《宋書》書稿第三次被退返修訂了。在項目組成員耐心、信心銷蝕殆盡的時刻，朱先生仍然保持了一位集體項目組織者超邁群倫的格局和定力。
朱先生從事教學、研究和出版工作多年，深知古籍整理如同秋風掃落葉，錯訛之處不可能一下子掃除幹淨；對於《今注本二十四史》這種工作內容複雜且成於眾手的古籍整理作品來說，更不可能一步到位。他認為，如果今注本《宋書》書稿的錯誤率保持在與這個項目相匹配的容錯範圍之內，出版社就應該將之導入編輯程序；如果錯誤率超出範圍，出版社也應該在統覽全稿的基礎上提出明確的、有助於使書稿臻於完善的具體修訂意見來。如今出版社僅抽查兩卷就要求全書一百卷的各卷作者自查自改，這樣的處理方式似乎過於草率，無助於切實解決問題。基於這樣的考慮，他在2011年4月27日致編委會的信中坦陳己見：“今注本《宋書》現在已是第三次校訂，這次隻抽查二卷就全部退回，我認為不太合適，在別人沒有提出具體意見的情況下，讓作者本人校訂是很難發現問題的，因此作者改動不會很大，將來編輯發現新問題，還需要改動，不如讓編輯先審讀(可不發排),提出意見後再由作者改動，可一遍淨。”說歸說，做歸做，他擔心出版社不同意自己的意見，因此仍然遵照編委會的要求，擬定了《對校訂今注本〈宋書〉的幾點意見》,再次對修訂工作做出細致安排。
其實，包括今注本《宋書》在內的幾部書稿沒有及時納入出版進程，固然與書稿質量有待改進有關，出版經費困窘也是無法回避又不足與外人道的因素。出版工作經驗豐富的朱先生，對此不會渾然不知。他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今注本二十四史》的出版工作之所以拖了這麽多年，主要原因是經費不足。但這種情況一般作者並不清楚，又不能大肆宣揚，因為那樣就會散了人心，以致覆水難收。”“今注本《宋書》交稿之後，編委會審讀後退回，要求進一步修改；之後是第二次、第三次的修改，好像沒完沒了了。三稿之後，似乎一切都陷入了可怕的沉寂停滯之中，猶如石沉大海，音訊全無。”又等了幾年，朱先生也實在是沉不住氣了，他想，如果編委會不能出版，他就自己找一家出版社出版。他直接打電話給編委會，賴長揚先生耐心解釋說，《今注本二十四史》是一個整體，如果《宋書》單獨出版，就會影響到整套書的出版計劃。他婉勸朱先生再耐心等一等，《今注本二十四史》一定是要出版的。朱先生向來以大局為重，他聽從了賴先生的建議，重新把精力投入到《宋書》書稿校訂之中。2017年，編委會與朱先生重新簽訂今注本《宋書》委托合同書，最終明確了出版時間。朱先生遂再次修訂書稿，他在2017年12月致編委會的信中說，“這次審核，香蕉视频免费把注意力還是放在注文方麵，因為這是香蕉视频免费的主要任務。在審核過程中，香蕉视频免费刪除一些不恰當的注文，也改寫、增補了一些注文。總的來說，注文的水平有所提高，而符合‘史家注史’的基本要求，當然還會有錯誤之處，這是香蕉视频免费現在水平不能避免的。”2020年7月，今注本《宋書》作為《今注本二十四史》首批七種之一，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朱先生是個重情義的人，凡事嚴於律己而寬以待人。2018年，賴長揚先生去世，朱先生在緬懷文章中說：“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真不該打這個電話。其實在當時，長揚君比誰都更急於讓《今注本二十四史》早日出版。他拖著病軀四處奔走，籌劃出版經費，以期早日完成這項浩大的文化工程。長揚君及其各位同仁如何四處奔波，付出了多少時間和精力，隻能是甘苦自知，難以為外人所道也。”
朱先生曾說，“香蕉视频免费進行曆史研究，絕不是要發思古之幽情，為研究而研究，而是一定要立足於當今時代，回應時代給香蕉视频免费提出的新問題……曆史研究的課題和內容一定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隨著現實需要的發展而發展，是一定會與時俱進的……香蕉视频免费的學術研究成果和中華文明優秀傳統將不斷地向外傳播”。當今時代給史學工作者，特別是中國古代史研究者提出的一個新問題，就是如何通過每個人的努力，做好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
“二十四史”是中華傳統文化最大的文獻載體和最豐盛的思想寶庫，具有無可替代的曆史文化價值。從“二十四史”成書到現在，政治製度、經濟模式、社會生活、語言習慣、思維方式等都發生了滄海桑田般的變化，傳統的文獻形式已經不能適應人們的需要，急需進行現代形式的整理和改造。《今注本二十四史》就是這樣一個整理和改造“二十四史”,實現“二十四史”現代化的香蕉黄色APP网址文化項目。它通過龐大而係統的校注工作，為今人閱讀和理解古史掃除障礙，架起溝通古今的橋梁，促進“二十四史”在現代社會的流通和傳播，助力正史各項功能的發揮。朱紹侯先生在自己學術生涯後期毅然抉擇編纂今注本《宋書》並為之嘔瀝奔走，生動體現出一代史學大家對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莊嚴使命感和對民族、對國家的崇高責任感。朱先生倡導、踐行和推動的“史家注史”原則，也將通過《今注本二十四史》,成為新時期正史文獻整理研究的突出標誌。
趙凱，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台成員
孫曉，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台成員
原文載《史學月刊》2023第12期，注釋從略。
（轉載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
